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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战历史回顾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2019-05-13 19:53 来源:yiqu

内容摘要: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场与原有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就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这就是人们一直担忧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1500-2000年500年间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表明,并非所有的主导国家(霸权国)与新兴国家(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都如许多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伴随着战争。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的分析,自1500年以来,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共发生了八次,其中,通过战争实现霸权转移两次,通过战争未实现霸权转移两次,霸权和平转移一次,权力和平转移三次,从霸权和权力的转移方式看,战争与和平各占50%,在试图通过战争实现权力转移的尝试中,只有两次获得成功,成功率仅为50%

  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在它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

  以下主要就历史上发生的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进行梳理,以归纳出双方在贸易战中的普遍举措及其影响,以供参考。

  今天的美国是全球高科技霸主,并靠一整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在200多年前,新兴的美国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贸易战中,美国却是不折不扣的海盗。

  时间倒回到十八世纪末,建国不久的美国是个农业国,大部分美国人以农业为生,就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是位农场主。而在大西洋600558)的彼岸,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大国。在美英经贸关系中,美国沦为农产品000061)输出地,经济远远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

  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技术优势,将珍妮纺纱机等一系列适合工业生产的机器列为“高科技产品”,对北美实行技术封锁。为防止工业技术外泄,英国政府甚至对民众移居美国采取大量限制措施,比如限制航船所载移民数量,明确禁止工匠移民美洲,尤其严厉禁止纺织业主和熟练工人,后来进一步拓展到禁止钢铁业和煤业工人离岸。

  从1795年起,外国船主被要求向英国提交乘客名册,提供他们的年龄、职业、国籍等相关信息。向美国移民的工匠和制造业主一经发现即予逮捕,前者往往被剥夺公民权和财产,后者则被罚款和送进监狱。

  180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旅客法》,进一步有效阻止经济困难的工匠和产业工人移居美国。为了防止技术泄密,英国人极少同意外国人参观本土的棉花加工设备,并将盗窃蒸汽纺织机器设计图纸定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福特汉姆大学历史学家、作家多伦·本·阿塔指出,伦敦政府对试图盗窃工业设备出英国的人处于200镑罚款,这相当于今年的22000美元,而对至关重要的纺织机械,这一罚款高达500镑。阿塔是《商业秘密:知识盗版和美国的工业实力的起源》一书作者。

  为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产业升级,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推出一系列政策,吸引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技术和人才流向美国。

  1793年,美国通过《专利法》,以保护知识产权。但这部专利法明目张胆地鼓励盗窃技术。无论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技术都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在这部专利法的鼓励下,美国国内迅速掀起了全民山寨英国技术的风暴。

  当时,美国推出了针对来自英国的技术创业者的“一条龙”服务:只要你有技术,哪怕只是个穷光蛋,来了美国,只要经过一个小小的入籍宣誓,就可以直接变更为美国籍,然后就可以在美国申请专利,获得联邦政府保护的垄断专利权;根据技术的市场价值,华尔街有大量的风险资本参与投资,至于土地租金、税收优惠什么的也不用说了,都是前若干年免除。

  汉密尔顿为了发展工业,还采用了很多见不得光的手段。例如,他指使副手坦奇·考克斯设立鼓励出售技术秘密的奖金系统,还派商业间谍去英国偷窃机器图纸。美国商会、制造业主也千方百计吸引英国工人,或派人到英国进行游说,或在英国报纸上登载招聘广告,许以重金报酬。

  当时英国纺织之乡德比郡的塞缪尔·斯莱特是叛逃的关键人物之一。斯莱特学到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但仅仅是一位学徒工的他从报纸上看到美国重金招聘纺织技师的广告,赏金高达100英镑。斯莱特于是乔装成农民,登上一艘前往美国的船,与罗德岛的一位企业主签约,并在美国的土地上重新复制了英国最先进的棉纺技术。在美国,他有时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而在英国,人们给他起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绰号:“叛徒斯莱特”。

  当然,让美国真正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提供了绝佳机会。在此期间,美国不但大发战争财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国力,而且英国受两次战争的影响,国力受到极大削弱。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却失去了经济霸主地位,而美国却利用战争取得了经济上的绝对强势地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比重达到47%,而英国却只占其中的10%,可见战后英国工业实力已经无法同美国相提并论。英国由于战争花费,欠美国外债达到8.5亿美元,这些外债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制定了一个用每年国家收入的1%来归还欠款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最迟要1965年才能够还清。

  由于战前英国是有名的世界工厂,它的产品占有大部的世界市场。而战争中,由于军备缺乏,使得英国开始积极发展军事工业,自然忽略民用工业发展,从而导致工业产品对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大幅下降,使美国迅速地占据了世界市场。

  英国海外投资也大大缩水,无法从海外市场获得巨额利润。英国的黄金储备量急剧减少,而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火贸易,国力增强,黄金储备大增。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8.25亿跃增至1916年的32.14亿美元。这导致战后英国失去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伦敦也失去了他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英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英国意识到,面对危机所带来的困难,必须加强帝国的经济联系,逐步抛弃自由贸易,走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使国内生产和市场得到保护。

  “帝国特惠制”是多国在20世纪30年代在“渥太华会议”上制定的一种以英国为核心的,旨在对内实行优惠税率,对外实施较高关税壁垒的帝国内部贸易特惠制度。以此为依托,英国实践和推行一种全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即把一部分国家纳入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封闭的贸易体系,维持英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

  英国在1932年2月9日公布“进口条例”。按照条例,除有特殊规定者外,输入英国的货物一律从价征10%进口税,并另征附加税;在同年 7月召开的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上,本着“己国生产者第一,帝国生产者第二,外国生产者最后”的原则,英国和自治领及自治领之间签订11个双边协定。

  帝国特惠制从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保住了帝国市场,抵挡住美、德的压力。1938年,英国出口到帝国内的货物占出口总额40%,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一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自治领的民族经济已得到发展,而且英国已抵挡不住美国对帝国市场的冲击,所以导致帝国特惠制的作用显著减弱。美国通过主导新的全球多边游戏规则,有效对冲并削弱了帝国特惠制的影响,由美国发起并主导的关贸总协定,也就是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就是最典型的体现。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关于不得再扩大特惠幅度的规定,对参加1932年会议的自治领都有约束力;而且在以后的谈判中,英国和自治领间还被迫缩小特惠幅度,同时帝国内新独立的一些国家(自治领)则不给英货特惠待遇。但英国仍想维持此制度,遂于1958年改称“联邦特惠制”。

  1961年及1967年英国两次申请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谈判中的最大障碍便是联邦特惠制。1971年达成加入欧共体的协议时,英国接受了自1973年 1月1日正式加入时起5年期间作出废除特惠制的条件。1977年底,特惠制宣告结束。

  1、在舆论上,发起对英国的攻势。曾经大喊“自由贸易”的英国,为了应对美国的进攻,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搞关税壁垒一类的东西。美国在舆论上大肆宣扬英国的错误做法,并不停的对着英国叫喊“自由贸易”、“机会均等”“打破壁垒”等等,让全世界都觉得道理在美国一方。

  2、利用二战后英国困境,逼英国签订不情愿的“贸易协议”。比如1945年12月6日,英国为了获得美国的44亿美元贷款,不得不同美国签订《华盛顿协议》,这协议其中就包括如下几点:英国放宽金融,放松外汇管制,允许英镑自由兑换;英国同意实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英国不得限制美货进口;1948年7月6日,英国再次同美国签订“马歇尔计划”相关协议,比如:保证美国在英联邦各国得到原料;允许美国企业在英联邦领地从事商业与贸易;显然,上述协议都是对美国有利,这有利于敲开“英国联邦贸易圈”与“英镑体系”,对英国则是大大的不利。

  3、逼英国放开市场。1947年,美国在日内瓦抛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WTO的前身),英国要想加入,就必须放开自己的市场。

  4、扶持日德冲击英国。日本、德国都是战败国,日、德战后恢复生产之后,其产品不输英国,但价格却是英国无法比拟的。美国利用德国、日本的产品不断冲击“英联邦贸易圈”,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

  5、美国扶持自身的劣势产业。在同英国打贸易战的过程中,凡是英国的优势产业,美国就集中自己的力量大力扶持、大量补贴,然后去同英国竞争。同时,美国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法案,美国工业制成品关税税率远超英国和德国,大大限制了英国和德国等其他工业国对美国的出口,对本国工业化的发展及新兴产业的诞生和产业竞争力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4年,美国挑头在新罕布尔什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重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这次会议最终确定由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其他的货币再与美元形成固定的汇率。这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使用了这一系列措施并反复较量之后,英国的两大经济体系被成功搞垮,英国战败,美元取代英镑建立成了称霸至今的“美元体系”,至于“英联邦贸易圈”早已消失殆尽。

  “大萧条”时代,美欧就由于经济危机而爆发过广泛的贸易战,包括互相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等简单措施,最终贸易战并没有使得欧美逃脱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相反全球贸易的大幅衰退使得经济衰退日益沉重。直至二战结束,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与经贸体系才得以建立。

  二战后,美国实施了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全球经济重建以及战后贸易、金融体系的新建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期。经济重建使得欧洲各国开始恢复元气,1967年欧共体成立后,西欧国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欧洲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开始出现,并迅速升级。

  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并哄抬原油价格带来了石油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速缓慢,通货膨胀高企。“滞胀”时代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扩张速度趋缓,各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于是美欧等国开始就双方市场及第三方市场展开激烈争夺。

  从贸易差额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期双方贸易战期间,美欧贸易状况均有所好转。其中美国贸易逆差有所收窄,英国贸易顺差有明显回升。当时正处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航空航天、计算机、信息等行业尚未发展壮大,钢铁、机械、汽车、化工等产业仍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欧美在该阶段爆发的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与钢铁领域。

  欧共体成立后,其规定的统一共同体内农产品价格、建立共同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成员国之间关税、建立共同农业基金、主动调节农产品市场、对出口进行补贴并进行技术革新等农业政策提升了西欧各国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及农产品产量均获得大幅提升,西欧各国也逐渐从农业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虽然农产品价格有明显的季节性与非季节性波动,但欧共体通过低价收购储存、高价抛售,并在低价提供可观补贴,同时实施高额关税等共同调节政策确保了共同体内部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这也使得欧共体的农产品出口需求与日俱增。

  另外,欧共体不断扩容也使得其实力不断增强。这招致了当时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的强烈反感与抵制。于是美国开始针对欧共体内部的调节手段进行批评,认为欧共体在农产品领域的高额关税行为属于“贸易保护”,并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欧共体继续提升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关税税率。随着欧共体农产品出口量快速增长,并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市场,美国对欧共体的指责也从征收高额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转为出口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上。但欧共体仍然态度强硬,并声明美国的“自由贸易”是选择性的,在自身竞争力较强的粮食领域要求“自由贸易”,在竞争力较弱的细分领域则进行高额补贴。

  在钢铁领域,美国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等七家钢铁企业以联邦德国等西欧十一国钢铁公司接受政府补贴,并以低于成本以下的价格向美国倾销钢材为由,在1982年1月中上旬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针对西欧十一国钢铁公司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诉讼。之后美欧在钢铁领域的贸易战显著升级。

  伴随着双方互相的指责,美欧在农产品与钢铁领域的贸易战也一直在延续,贸易战战场也从欧共体扩张至中东、印度等第三方进口市场。直至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全球市场开始恢复一定的扩张速度,双方的农产品贸易战才逐渐降温。尽管贸易战期间美欧均获得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但作为代价,财政赤字也有明显上升。

  由于70年代正处于美苏冷战时期,美欧贸易战并没有发展到更深入全面的程度,贸易战双方所用对策大都是在关税总协定的框架下通过“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等合法途径来变相提高进口关税税率,较二战前单纯的关税壁垒设置有所发展,贸易战的结果则相对缓和。

  1993年上半年,美欧多国经济增速下行,德法两个欧共体核心国经济增速转负。出于遏制美国厂商在机电设备、通讯、能源、安全、运输设备等公共采购领域对欧洲市场占领的动机,欧共体在1993年1月出台了关于政府采购商品的法令,要求欧共体12个成员国在将进行政府采购时禁止采购欧共体生产部件不足50%的产品,同时要求在欧共体厂商生产的产品价格不高于外来商品3%的前提下,优先采购欧共体自身生产的产品。

  针对这项规定,美国政府对欧共体实行政府采购领域的贸易制裁,禁止美国政府采购欧共体生产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双方不肯让步,欧共体坚称美国政府的制裁程度显著高于欧共体对美国厂商的制裁程度,而美国则要求先制定贸易限制法令的欧共体率先退出制裁。尽管双方均不肯退让,但协商也在同步跟进。

  美欧双方于1993年4月21日关于机电设备市场的开放达成一致,尽管此后双方在部分领域仍在互相进行制裁,但保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整体看,美国由于相关领域垄断厂商市场在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强,成本端优势较明显,在该贸易战中受到的损失显著低于欧共体。

  90年代贸易战的对策有所发展,开始规定商品的自产比例限制以及自产商品的采购优先权,丰富了贸易战的策略。

  2001年6月,钢铁行业全球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美国国内钢铁厂商经营困难,于是在行业协会要求下,美国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8国的钢铁产品出口可能给美国钢铁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从而涉嫌违反“201条款”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最终调查结果确认上述国家钢铁进口违反“201条款”,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报告后,布什总统裁定自2002年3月20日开始对大多数种类钢材进口征收为期3年最高达30%的关税,并对厚钢板实行进口限额,同时实行钢材进口许可制度。

  受此影响,欧盟、日韩等国的钢材出口量大减,各国也在之后作出反制措施。其中欧盟在3月27日通过了临时钢材保障措施,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最高达26%的关税,同时进行进口配额制度。另外,欧盟、韩国、日本、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和巴西等八国也通过向WTO申诉及提高相应关税税率进行反制。

  直至2003年12月初布什总统发表声明称美国取消钢材进口的保护性关税,此轮贸易战才告一段落。但美国将实施更严格的监督政策,以防止外国钢材集体涌入。

  贸易战中,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由于与美国同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而免于受限,欧盟作为当时美国进口钢材的最大来源地,受损最大。亚洲的中日韩等国的钢铁行业也受到一定损失。美国的钢铁行业在贸易战中后期则由于钢价的大幅上涨而受益。

  从美欧在二战前后的几次贸易战中可以看出,贸易战一般都是在经济遇到危机或行业遇到困境的状况下爆发。经济危机时的贸易战相对广度更大,行业困境时的贸易战范围则相对受限。另外,贸易战的手段进步明显,二战前简单的关税壁垒在关贸总协定(之后为WTO)的框架下难以展开,贸易战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等正成为普遍的贸易战举措。结果上看,尽管欧盟经济实力较美国相差不大,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欧盟在各次贸易战中大多被动,且略占下风。

  二战后美苏争霸如火如荼,日本作为制衡苏联的“盟国”得到了美国大量的政策照顾。但随着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崩溃,日本的“桥头堡”作用大幅减弱,反而其强大的经济规模及较快的经济增速给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加上日本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压制了美国收窄贸易逆差和提升出口的空间,美国与日本全面贸易战的来临已不可避免。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与美国在部分领域产生了贸易摩擦,但日本都通过适当的让步巧妙避免了贸易摩擦的升级。进入80年代,美国发现日本政府的所谓让步收效甚微,日本商界的内部合作与民众对本国产品的偏好均降低了美国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吸引力。于是美国针对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投资及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决定通过贸易战来抑制日本出口,进而降低其经济竞争力。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该背景下签署《广场协议》。该协议的初衷是通过各国政府调整利率水平引导美元贬值,从而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大规模逆差的状况。

  但日本由于内部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均失衡,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在《广场协议》签署并实施后,日本贸易顺差与出口增速均有所回落,且持续低于美国,日本经济增速在1985-1986年间显著回落。

  之后日本虽通过国际并购与境外投资刺激了经济,且国际资本受日元持续强劲升值预期吸引进入日本的股市与房地产,但日本企业的跨国投资与国内的股市房市很快呈现泡沫化,且日趋严重。加上同期日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境外投资、国内房地产与金融市场泡沫化的重大风险,等到泡沫自然破裂,日本房市与股市在9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迎来“失去的20年”。

  美日之间的汽车贸易摩擦起源于80年代初期,当时由于日本汽车市场的相对封闭以及日本汽车高性价比的优势,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近乎为0,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超过20%,成为美国汽车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尽管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实施了进口配额限制,90年代初迫使日本加大开放本国市场,但收效甚微。日本厂商通过直接投资在美国当地设厂,在美国的市占率继续稳定提升。

  克林顿上台后继续对日本汽车行业施加压力,并声明要求日本放开本国市场,否则制裁势在必行,同时欧洲各国也深受日本汽车市占率高企烦恼,也纷纷跟进对日本汽车实行进口限制,日本则只能向WTO投诉。最终美日在1995年达成协议,日本同意增加进口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规模,扩大在美直接投资,并大幅增加美国在日的汽车代理商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贸易战是在《广场协议》签署的背景下爆发的,尽管贸易战本身双方仅进行了进口限制与投诉反制,但《广场协议》给美国带来的综合战略优势不容忽视。在协议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调整空间,处处陷于被动。在贸易战中,也只能采取投诉等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最终结果日本一败涂地,不仅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前景,也迎来了“失去的20年”。美国在贸易战中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展开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的多维打击在美日1985-1995年贸易战中有所呈现,日本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反制手段相对单一而温和,最终结果自然偏向美国的初衷。

  二战后美苏由同盟转为争霸,美苏贸易在此期间充当了美苏关系的“指示器”。在美苏关系好转时,美苏贸易有所回暖;在美苏关系恶化时,美苏贸易战就会爆发。

  在1970年前,美苏贸易战主要针对石油相关领域。由于苏联大部分油田及设备在二战中损失严重,战后初期,苏联原油产量极低,甚至沦为原油净进口国。美国当时还是原油净出口国,其出于抑制苏联石油产业复苏的意图,通过出台《出口管制法》及组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同时联合西欧等盟友来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战略物资的禁运,其中除了军事战略物资外,还有石油产业相关设备等。

  5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重建完成,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外交及贸易自主新也有所提升,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战略物资禁运政策难以得到西欧各国的贯彻执行。于是60-7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物资贸易有所放宽,美苏贸易有所回暖。

  70年代,美国逐渐由原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原油净进口国,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美欧等西方国家亟需中东以外的原油进口。此时苏联的原油工业已完全恢复,且产量数倍于战前水平,是美欧原油进口的绝佳替代来源。加上此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粮食短缺危机,美国农产品产量则严重过剩,美苏之间的粮食与石油贸易带动了70年代美苏贸易的回暖,也适当缓和了紧张的美苏关系。

  1975年下半年,美国意图利用苏联急需粮食进口的情况将廉价原油进口与农产品出口绑定,但苏联态度强硬,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将两者绑定的想法,美苏之间达成600-800万吨/年规模的农产品贸易协定,但800万吨/年的上限不经美国同意不能轻易突破。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争霸开始进入高潮,两国关系再次转冷。同年爆发的波兰危机两国对峙更加深了美苏之间的矛盾。美国开始对苏联实行覆盖众多领域的经济制裁,美苏全面贸易战开打。美国分别在高端技术、农产品、军事设备、电子、通讯、化工、机械、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以阻止苏联在广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实力提升,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

  一系列制裁措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苏联经济实力大幅下降。苏联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军事开支,不得不牺牲国内各部门经济的发展,苏联的经济困难日益加剧,争霸能力也有所削弱。

  除了经济制裁外,在外交领域,美国联合西欧及日韩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联合贸易制裁,同时里根总统在任上还制定并执行了“星球计划”等战略部署,耗费了苏联有限的资金与资源。在政治领域,美国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联合欧日等国,同时通过与中国加深外交与经贸合作来匹配对苏联的经济技术封锁。在文化领域,美国对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各国进行文化战略渗透,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精神。这也都为之后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实行亲美政策及全盘改革进而导致解体做好了铺垫。

  但美国同时也承受了相应的经济和外交损失。一方面,美国取消与苏联的合同使得部分行业受损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强制要求西欧等第三方国家禁止或限制向苏联进口损害了相应第三国的利益,造成了部分国家甚至盟国对美国的反感。

  80年代美苏之间的贸易战可以说是美国多维打击的“经典“。相比美日70年代在经济金融领域开打的多维贸易战,美苏此轮贸易战还综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广泛的维度,突破了经济金融领域的限制。而且苏联虽然经济实力不及日本,但作为对手,无疑对美国威胁更大。美国针对苏联经济结构与体制的弱点进行突破,通过外交、政治、文化多领域的配合,最终在贸易战中取胜,也为美苏争霸终结打好了基础。

  确切地说,美苏在80年代的争斗更多是政治角力而非经贸之争,双方的博弈也远远突破了经济金融的范畴。此处将美苏之争作为贸易战案例展示一方面是能够更好的与前面美欧及美日贸易战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美苏争霸中体现出美国的强硬及针对不同类型对手时进行贸易战的灵活。

  总结二战后美国与欧共体、日本与苏联的贸易战可以发现,美国的贸易战策略随着时间推进进步明显。战前的关税壁垒发展为“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等更复杂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同时金融战、汇率战可与贸易战进行融合,同时经济金融领域的贸易战还可以辅以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配合,进行多维打击。

  从反制手段看,欧共体(欧盟)在经济手段上较为丰富,基本可以做到与美国在手段方式上相匹配,但力度上会有适当的放宽。日本反制手段相对单一而简单,力度较弱,这也与其欠缺经验及《广场协议》的限制有关。苏联虽然态度较强硬,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仅仅依靠军事实力不仅难以持续给美国形成显著压力,且会给内部脆弱的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打击。

  贸易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如何不仅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还与各国政府的相关经验是否丰富,决策是否果断明智,执行力是否坚决等息息相关。

  来源:综合平安证券、文汇报、腾讯网、观察者网、人民论坛网、人民日报、环球视野、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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